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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遭遇缺水难题：有水皆干有河皆污

随着厦门、宁波等地抗议PX等重化工项目的事件越来越多，中国不仅进入了环境危机的多发期，也进入了人们生存代价急剧提升的时期，任何一个小危机都可能演变为大事件。

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是在消耗大量环境成本的基础上换来的，各地抗议事件的不断，实际上反映出这种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之中，环境危机还将持续，尤其是随着城镇人口的聚集、工业的扩张，供水与水处理压力将越来越大，水污染以及城镇缺水问题，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瓶颈。

由缺水带来的将是更多的蓄水、调水工程，但是这样耗费大量成本所做的只是缺水问题的转嫁，而非有效治理，再说其引发的生态影响到底多大还存在争议。缺水引发大规模地下水超采，这又导致地下形成漏斗区，也是近年来地质沉降事故频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水污染造成的后果同样恶劣，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越发严重，而水污宽叶柳兰染造成另一个后果就是可用水的减少，这在南方等水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引发了相对的缺水问题。而极端天气的出现，也使得南方水资源丰富地区也不得不面对干旱缺水的危机。

可以说，“有水皆干，有河皆污”已经成为全国的普遍写照，作为“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发展，还关系到整个生存环境、生态系统，水危机将引发更多的生态危机。

在城镇、工业扩张带来的供水需求增加和污水排放量加大的背景下，随着这些水问题的加剧，如果不做出应对，我们将进入水危机多发期。这对政治和社会环境带来的是冲击性的影响，因为这意味着政府治理的失效与失控。而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章，这也意味着在今后十年的发展中，解决发展与水问题的矛盾是一个重要方向。

城镇化无法绕过缺水的坎

十八大后，中央高层提出的城镇化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城镇化被视为拉动内需乃至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各地政府已经将推进城镇化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在西部省份甘肃临沂，刚结束的全省经济工作会上提出明年城镇化率提高2%的目标要求。因为根据测算，每增加1个城镇人口，至少可以带动10万元的建设投资和1万元的消费需求。

然而，在城镇化过程中，水资源承载力则成为一个无法绕过的坎，甚至会成为限制城镇化发展的阻力。作为环境承载力的一个要素，水资源承载力决定了一个地区所能承受的人口、工业规模上限。一旦超出承载力范围，缺水、水污染以及由此引发的地下水超采、地质沉降、饮水安全等问题将逐一爆发。

在北方，城市缺水成为普遍的严重问题，尤其是北京、天津这样特大城市。原水利部水文司副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认为，北京的水资源承载能力是1200万人口，而北京市人口早就超出了2000万人，这比规划的2020年人口达到2000万人提前了10年。

人口增加了，用水的刚性需求增加，但水资源不可能随之增加，相反北京的水资源是不断减少的，就连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都已经干涸断流，由此不可避免地引发城市缺水危机。

永定河的断流以及北京周边众多河流、湖泊的消失，其原因也可以追溯到周边城市及城镇的人口增加、工业扩张。曾经调查走访过永定河上游桑干河的北京水问题专家王建说，山西朔州的神头电厂仅一天的耗水量就是5万方，山西、河北、北京上下游各地都在抢夺水资源。

可以预见，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镇供水压力加大，各个流域内上中下游对水资源的争夺将更加激烈。现在放眼任何一条稍大一点的河流，从上到下无不布满各种水利工程，而各个地方为了争夺水资源，纷纷兴修水库截断河流，造成很多河流丧失生态功能，甚至扰乱了整个生态系统。而调水工程也仅仅是将本地区的缺水问题转嫁出去，无法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

不过，在新一轮城镇化中还有一个机遇，即建设节水型城镇。虽然节水概念已经提出几十年，但是依然没有见到大的成效，这在于以往提倡的主要是生活节水，而这恰恰是水资源需求中最具刚性的需求。而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可以在供水管、供水设施的建设中融入节水概念，这比已有城市的节水改造成本要小得多，再加上工农业节水，从而可以实现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资源节约理念，大幅降低水的消耗强度，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要实现这些目标，难度、成本都很大，需要更多的国家投入，这也是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所欠在管理和利用效力上有很大提高下的账，如果旧账不补新账不还，新型城镇化仍旧是走老路，而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未来还将在新的城镇化过程中再次爆发。

水污染治理需要协调各方利益

这几年，人们关注PM2.5问题，因为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抬头就能看到城市空气污染的状况，每天都要呼吸着这样的空气生活，而水污染则显得有些遥远。

但是，一旦水污染事件爆发足以引起大范围的恐慌，七年前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导致哈尔滨市切断从松花江供水，全市抢购饮用水，而今年又发生广西龙江镉污染、江苏镇江水污染等事件，无一例外都引起了饮水恐慌。

在这个“有水皆污”的时代，流域治理纷纷被提上日程。在水问题上，中国还是走上了“先污染再治理”的路子。

与三十多年前不同的是，现在人们的环境意识已经觉醒，对环境污染的承受能力下降或者说对生存环境要求更高，在移动互联时代，一处小小的水污染事件可以迅速传遍全国，引发强大的舆论压力。这安徽小檗使得水污染防治不得不加快步伐，而且各个地方也需要探索新的工业发展道路。

人们对水污染的容忍度降低，也提醒政府转变发展的思路，以往靠重化工大项目刺激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模式阻力越来越大，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加大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欧盟委员会将石墨烯列为“未来新兴技术旗舰项目”之1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这意味着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大科技创新所创造的价值，而非靠牺牲环境成本来掠夺价值。

此外，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随着人口、产业的集中，污水的排放也将加大。这一方面使得污水处理得以集中起来，节约投入成本；另一方面，集中排放处理要求也更高，地方政府需要改变以往治理乡村的思路，增加对污水处理的投入。

目前，很多流域水污染治理一个最大的难题正在于地方政府，虽然很多地方县城和大的乡镇都建有污水处理厂，但真正运转的并不多。而关停高污染的小企业有时候也不符合地方利益。陕西决策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西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周孝德曾告诉，一个乡镇甚至一个县如果有几家造纸厂，就能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对于污染问题，地方政府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特朗普3月23日的1声“枪”响正污水都排到下游去了。

这其实也反映了流域治理中的另一个问题，即上下地风子游不同行政区划的地方利益发现该技术到达了类似融会的稳定性博弈问题。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兰州分院原院长程国栋认为，流域的治理需要统一规划、统一管理。虽然在全国七大流域都设立了流域管理委员会，但是在流域治理上仍是各个地方各自为战，流域管理委员会属于水利系统，无法协调统一各个地方的利益，因为要涉及到地方政府，而不仅仅是地方水务、水利部门。

要破解这些问题，其实更多地需要制度上的变革，在供水、排水、水污染治理等方面引入市场的力量，目前这方面也有所推进，但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即水权问题。虽然中国目前已经有许多水权交易的案例，但水权仍属于国家，因此有专家认为上下游、左右岸要进行水权交易从理论上是不可能的，除非国家授权或将水权下放。

虽然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都还存在争议或者尚无答案，但下一个十年，随着水问题的加剧，争议之外需要探索，寻找水问题的中国解决之道。（本报李伯牙北京报道）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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